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它具有地域性、农村性、层次性、综合性、特色性、发展不平衡性等特点。中国有2856个县区，直接管理人口近7亿，它的发展繁荣与否，直接影响着“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尤其是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有新的突破，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必将促进县域经济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财政体制改革为县级调控主体带来了主动权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增强了县级政权谋划发展的主动权。
财权与事权相统一是推进发展、科学治理的先决条件。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既模糊不清，又不相匹配，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太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体制改革，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明确“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这就理清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界限，避免了“个大一身轻，个小担得多”的现象，既为县级政权合理安排支出提供了边界，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县级政权支出的责任，配合中长期预算制度的实施，必将使县级政权合理支出，理性负债，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县级政权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统筹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政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事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首先，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减少，为县级政权统筹调控资金提供了空间；其次，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减少，将降低行政成本，堵塞“跑部进钱”的脚步，减少腐败滋生；再次，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减少，将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地方资金配套，从而减轻县级财政的负担。
税收体制改革为培育市场主体带来了机遇
营业税、增值税并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促进了经济发展繁荣，但也暴露了重复征税的弊端，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小微企业不堪重负。在县级市场主体中中小微企业高达80%，而且涉及行业多、杂，重复征税直接影响县级市场主体的成长壮大，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税收体制改革必将给培育市场主体、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带来重大机遇。
一是营改增使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降低。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截至2013年4月，所有试点地区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众多的个体户都获得减税，减税幅度达到40%。从2012年1月1日到今年1月31日，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企业共减负1961亿元。其中2013年营改增减税1402亿元。税负降低，企业就具备了积累和发展的可能。事实证明，营改增的实施，将会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尤其是对以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发展转型的契机。
二是营改增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营改增的范围原来是“1+6”，即交通运输业和6类现代服务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现在扩展到“2+7”，即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以及7类服务业（加上了广播影视服务）。可以说大大地拉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刺激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并行推进，引导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促进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为县级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找到了出路。根据测算，2012年和2013年营改增分别拉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72%和2.70%。
三是营改增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员就业。2012年和2013年上海营改增增加就业人数分别为14.6万人和14.5万人。特别是小微企业减负后，活力不断增强，在活跃市场、创造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融资渠道的拓展为融资开辟了新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且指出，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这些都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了资金支撑，为县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引擎。
首先，中小银行的设立将极大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县域地域范围不大，小微企业众多，并且都存在着融资难、发展难的问题，中小型银行的设立正好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出了良方。中小型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小微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对象又定位于较小区域，中小银行的设立必将为较小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帮助。
其次，保障金融机构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专门提出，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这就能从根本上遏制农村存款的外流，进而不断增加农村的货币流量，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
再次，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开辟了融资路径。可以说，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增长点，县域和小城镇是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主要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将会加速推进，都需要强大的资金保障，而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改革措施打破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制约瓶颈。城镇化建设投资的拉动将会大幅度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契机
县域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农村经济。在中国，总是习惯把“县”与农村和农业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可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关系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为建立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找到了途径。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可以发挥规模、效率、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企业经营可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必将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业经营方式更加丰富，更具有竞争力。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是增加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从农民收入构成上看，在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4个部分中，目前，财产性收入占比重很低。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是要大幅度地促进农民增收。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使农民依法获得集体资产股份分红收益；充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权能，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股权投资收益；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流转收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通过试点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让农民依法获得宅基地和房产转让收益；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推动财产真正成为农民发展和致富的重要手段。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举措。国家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加大公共财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力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施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民生改善，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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